那是一个肮脏的小地方，跟一个放废铁的货仓差不多，就在索姆大道上。一辆汽车在车房中央用千斤顶托起，引擎罩敞开着，张着个大口，像一家没有人去参观的外地博物馆里陈列的什么史前动物标本似的。我不相信有谁还记得那辆汽车放在那儿。地面上到处都乱扔着废铁和旧盒子——越南人不喜欢把东西扔掉，就像一个中国厨师把一只鸭子分做成七样菜，连一只鸭脚爪也不肯扔掉那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那么不爱惜东西，把那些空铁桶和坏了的模子那样乱扔——也许那是一个伙计偷了出来，想卖几个皮阿斯特的，也许是有谁给足智多谋的杭先生买通了。

    四周似乎一个人也没有，我就往里走。我想，也许他们全躲避开一时，怕警察找上门来。很可能杭先生在保安局里有些关系，不过就算这样，警方也不大可能会采取行动。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让人们以为这些炸弹是共产党人干的更好。

    除了这辆汽车和混凝土地面上扔满了的废铁外，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很难想象，那些炸弹会是在范先生这儿制造出的。我还不大明白我在铁桶里看见的那种白粉是怎么给制成塑料的，不过那种过程肯定很复杂，不可能在这儿进行，在这儿就连街上的那两只汽油卿筒似乎也给人忽略了。我站在车房门口，看看外面街上。在大道中央的树木下，理发师傅们正在忙着干活儿：一面小镜子挂在树干上，反射出闪烁的阳光。一个姑娘快步走过，戴着软帽，肩上挑着两只篮子。靠在西蒙·弗雷尔斯商店墙边坐着的那个算命的，已经找到了一个主顾：一个蓄着一小把胡志明式长须的老头儿，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他，看他洗那些古老的纸牌。他有什么美好的前程值得花上一皮阿斯特呢？在索姆大道上，你生活在露天的地方：这儿所有的人全都知道范文茂先生，但是警方就没有办法来取得他们的信任。这一层生活是一切全都摆在外面的，但是你就是没法踏进这一层生活去，就像你可以踏到街上去那样。我想起了那些在我们楼梯口公用厕所旁闲聊的老婆子：她们一切事情也全听见了，不过我不知道她们究竟晓得了些什么。

    我又回进汽车房去，走进了后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那儿有常见的中国广告日历，一张凌乱的办公桌——货价单，一瓶胶水，一架计算机，一些回形针，一把茶壶，三只茶杯和许多没有削尖的铅笔。不知为了什么，还有一张没有用过的巴黎埃菲尔铁塔的风景明信片。约克·哈定可能用了些生动的抽象概念来描写第三势力，然而到头来，竟然是这些东西——这就是第三势力。后面墙壁上还有一道门，是上了锁的，可是钥匙就放在办公桌上，在那些铅笔之间。我开了门，走进去。

    我到了一间小棚屋里。棚屋大小跟汽车房差不多。这里放有一架机器，乍一看来好像是一个铁杆和电线做成的笼子，笼里有无数的栖木，用来关什么没有翅膀的大鸟儿的——它给人的印象是，好像用许多破旧的布捆扎着，不过那些破布可能是用来把灰尘揩去的，而正在揩着时，范先生和他的助手们给人叫走了。我发现了一家厂商的字号——是里昂的什么人，还有一个专利证号码——是什么的专利呢？我把电流接通，那架古老的机器一下活起来了：原来那些铁杆也有它们的用处——那架机械装置活像一个老头儿鼓足了他最后的活力，不停地用拳头向下捶打，捶打……这个东西居然还是一部压榨机尽管在这类机器中，它一定是一个老前辈，跟投币式自动唱机是属于同一时期的，不过，我想，在这个国家，人们从不浪费一件东西，一切事物都可以指望到这儿来了却余生（我记得我以前在南定的一条小街上看过《火车大劫案》那部古老的影片在银幕上断断续续地跳动，供人欣赏），所以这部压榨机还是可以利用的。

    我更仔细地察看了一下那座压榨机，它上面有一种白粉末的残迹。是戴奥拉克通，我心想，那种有点儿像奶粉的东西。并没有铁桶或是模子的迹象。我走回办公室，又回进汽车房。我很想用手拍拍那辆汽车的挡泥板：它也许在这儿还得等上很久，但是总有一天它也会……范文茂先生和他的助手们这时候大概正在稻田里赶路，上泰将军司令部所在的那座圣山上去。最后，我提高嗓门，大声叫唤"范先生！"时，我可以想象我已经远离开了那个汽车房，那条大道和那些理发师傅，又回到我在通往新渊的公路上曾经到里边躲藏过的那些稻田里去了。"范先生！"我仿佛可以看见有一个人在那些稻秆中回过头来。

    我走回家去，上楼到了楼梯口。那些老婆子还在那儿叽叽喳喳不知说些什么，我听了就跟听见树篱上的小鸟歌唱一样莫名其妙。凤儿不在家——只留下一张便条说，她上姐姐那儿去了。我在床上躺下——我至今还很容易感到疲乏——接下去就睡着了。等我醒来，我看见那只闹钟的夜明钟面上正指着一点二十五分。我转过头去，指望会发现凤儿睡在我身旁。但是枕头还是没有人睡过。那天，她一定是换过床单了——枕套还带着新浆洗过的那种凉丝丝的感觉。我爬起来，拉开她放头巾的那只抽屉。那些头巾全不见了。我又走到书架那儿去，那一本王室生活画册也不见了。她把她的妆尽全随身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