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踌躇了一下——或许她是当真在回想吗？"就是我们一块儿来到门口的那次，"她说。

    我开始——几乎不自觉地——低毁美国的一切事物。我的讲话里尽是说美国文学的贫乏，美国政界的丑闻重重以及美国儿童的禽兽般粗野，仿佛她就要给一个国家，而不是给一个男人夺走似的。美国所能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对的。我的法国朋友本来跟我一样，对美国也很有反感，但是就连对他们，我一谈到美国这个话题时，他们也感到厌烦，好像我已经给人家出卖了，不过一个人是不会被敌人出卖的。

    就在这时候，自行车炸弹事件发生了。那天，我从帝国酒吧回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是看电影去了，还是跟她姐姐待在一块儿？），我发现房门下边有谁塞了一张便笺进来。是多明格斯写的。他因为人还不舒服，向我表示歉意，同时请我第二天早上十点半左右，到夏内尔大道路口那家大商店门外去。是周先生请他写信通知我的，不过我猜想，说是杭先生请我上那儿去，更接近事实一点儿。

    这整个事情，最终只值得写一段电讯稿，而且是一段幽默可笑的稿件。它跟北方那场激烈可悲的战争并没有什么关系，跟发艳那些河道里塞满了灰色的、死了许多天的尸体的运河，跟迫击炮的轰击，跟凝固汽油弹的白色耀眼的闪光全都没有关系。

    我在一个花摊旁等了大约一刻钟，才有一辆载满警察的大卡车从卡蒂纳街保安总局开来，吱嘎一声骤然停下，警察们急匆匆地下车，向商店奔来，仿佛是来镇压一群暴民，但是并没有暴民聚集在那儿——只有一排自行车排列成一行停在那儿。

    西贡的每一座大楼外都停有一大排自行车——西方的任何一座大学城都没有这么许多骑自行车的人。我还没来得及把摄影机调节好，这场滑稽可笑而又莫名其妙的行动早已成功了。警察们冲进那一大排自行车行列里，高高举起三辆自行车，搬上大街，扔进那个装点性的喷水池里。我正想拦住一名警察问问，他们已经又全爬上了卡车，沿博纳尔大街快速驶去。

    "自行车战役，"有个人声说。原来是杭先生。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演习吗？目的是什么呢？"

    "再等一会儿，"杭先生说。

    有几个闲人开始走近喷水池边，一只车轮像浮筒那样露出水面，仿佛警告来往船只，水下有沉船，得避开似的：一个警察走过街，一边嚷着，一边挥手。

    "咱们过去看看，"我说。

    "最好别过去，"杭先生说，接着又看了看表。那会儿是十一点过四分。

    "你的表快了。"我说。

    "它总是快。"就在这当儿，人行道那边的喷水池突然爆炸起来。一小块装饰用的墙压顶打在一扇窗子上，玻璃碎片像一阵晶莹的雨点那样落下。没有一个人受伤。我们把水和玻璃碎片从衣服上抖去。一只自行车车轮在街上像陀螺那样嗡嗡地旋转，摇晃了一下，倒下了。"这一定是正十一点，"杭先生说。

    "这至底是……？"

    "我以为你会感觉兴趣的，"杭先生说。"我也希望你感觉兴趣。"

    "去喝杯酒，怎么样？"

    "不，对不住。我得回到周先生那儿去，不过首先让我给你看一件东西。"他把我领到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把自己那辆自行车的锁打开，"仔细看看。"

    "是一辆雷利牌，"我说。

    "不，瞧瞧卿筒。它让你想起什么吗？"他对我的困惑不解得意扬扬地笑笑，骑上自行车走了。他回过头来向我摆了一摆手，就朝堤岸和废铁货仓骑去。我到保安局去打听消息。到那儿，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在他的货仓里看见过的那种模子，形状就像半截自行车卿筒。那天，在西贡全市，好好的自行车卿筒竟然全藏有炸弹，到十一点正同时爆炸，只有警察根据事先获得的情报，采取了预防措施的几处地方没有出事。我怀疑他们是从杭先生那儿获得情报的。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十起爆炸，有六个人受了伤，天知道炸坏了多少辆自行车。我的同行们——除了《远东日报》的记者说，这是一次"暴行"外——全都知道只有取笑这件事，才会使发出去的电讯稿在报上刊登出来。"自行车炸弹事件"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标题。

    他们全体都谴责共产党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写道：这些炸弹是泰将军的一次示威，可是我的报道在报馆内又给改动了。泰将军已经不再是新闻。你不可以浪费篇幅说是他干的。我请多明格斯转了封信给机先生，表示遗憾——说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了。杭先生托人带了个很客气的口信来。这时，在我看来，他——或是他的越盟委员会——未免过于敏感，并没有人认真地认为是共产党人干的。说真的，要是有谁会说成是共产党人干的，那他倒可以享有名声，给人说成颇有幽默感了。"下一次，他们又会想出什么来呢？"人们在社交场合这么说。这整个荒唐事件的象征，在我看来，也就像那只自行车轮子，跟陀螺似的在大街中央欢快地旋转。我甚至始终没有向派尔提起，我听到的他跟泰将军秘密联系的事。让他去玩塑料模子吧，只要不伤害人：这样也许会使他不把心事放在凤儿身上。然而有天黄昏，因为我恰巧待在附近，又因为我没有什么事好做，我还是到范先生的汽车房里去看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