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些晚上，他们到了约会的地方，却只好走过去，招呼也不能打。这是街角刚好来了伙巡警，或者头顶刚好转着直升机。撇开这些危险不谈，找个时间见面也是困难不堪。温斯顿一星期得干六十小时，朱莉亚干得还要久，休息天得按工作忙闲定，经常休不到一起去。不管怎样，朱莉亚都绝少有哪个晚上完全空闲。极多的时间，给她用来听报告，参加游行，替反性青年团散发传单，为仇恨周准备旗子，给节约运动筹集捐款，等等等等。她说，这值得，这是件伪装。小规矩若是守得好，大规矩就能犯得来。她甚至说服温斯顿，献出他一个晚上，参加热心的党员制造军火的义务献工。于是每星期便得有个晚上，温斯顿要花上四小时，在个昏暗漏风的车间，干昏昏欲睡的烦人活--伴着铁锤沉闷的敲打跟电幕的音乐，把什么金属小零件拧到一起去--兴许是炸弹导火线的一个部分。

到了教堂的钟楼，他们零碎谈话的空隙才算给填满。那个下午赤日炎炎，钟楼上那方形的小屋，空气闷热凝滞，鸽粪味儿大得扑鼻孔。地板上满是尘土断枝，他们便坐在这儿一气聊了几小时。过不一会儿，他们得轮流站起身，从窗缝往外瞟一眼，好知道是不是有人走过来。

朱莉亚二十六岁。她跟三十个姑娘合住一间宿舍（她补了一句道："尽是女人臭！我真恨女人！"），而她的工作，正像他猜的，是在小说总局拾掇小说写作器。这工作她很是喜欢，主要是维修台电机，它功率不小，却毛病不少。她"不聪明"，可是乐意动动手，跟机器在一块儿就像到了家。她说得出制造小说的流程，从计划委员会的总指示，到改写组的最后修饰。但是对最后的成品，她毫无兴趣。她说，自己"不怎么愿意看书"。书籍不过是需要生产的商品，如同果酱或者鞋带一个样。

六十年代以前的事，她一件没记住。她认识的人，只有她爷爷不停地讲着革命前，老头儿在她八岁上便失踪了。上学时她做曲棍球队长，连着两年得了体操奖杯。她做过侦察队的分队长，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后来是反性青年团。她得的鉴定总是第一流。她甚至给选到小说总局色处去工作，这里专给无产者们生产色情小说廉价本，只有品行兼优的人才能选进去。她讲，色处工人给这里起了个外号，就叫大粪场。她在那儿干了一年，帮着生产小册子，什么《过瘾故事集》，什么《女校一夜游》，密封寄送出去。无产阶级年轻人，便偷偷摸摸买去读，仿佛搞着了什么违禁品。

"这些书写了啥？"温斯顿挺好奇。

"嗨，鬼垃圾呗。无聊透顶，真的。就六个情节，抄来抄去的。当然啦，我是只管万花筒，都没进过改写组。我笔头子可不行，亲爱的--就是个做不来！"

原来色处的工人，除去领导之外，清一色全是姑娘，这叫他感到挺吃惊。他们的理论说，男人性本能比女人难控制，他们造出的垃圾，就更容易把他们自己腐蚀掉。

"他们连结了婚的女人也不要，"她又说。"老觉着姑娘最纯洁--本姑娘可是脏得很！"

她第一次发生关系只有十六岁，跟了个六十岁的老党员。老头儿怕给抓起来，自杀了事。"干得真不赖，"朱莉亚道，"要么他一坦白，我就暴露啦。"以后她又干过好几次。生活在她眼里，实在简单得很。人人想过好日子，可"他们"（这是指党）偏偏拦着不许这样过。只要能够做得到，不妨把他们的条条框框给打破。她似乎觉得，"他们"老企图夺你的乐子，你就老企图不给抓得住，这来来去去全是天经地义。她痛恨党，提起党总用顶难听的话来说，然而从不做普遍性的批判。对党的清规戒律，除非影响到她的生活，她毫无兴趣。他还发现她不讲新话，只有流行的几个词儿，才用上一用。她从没听过兄弟会，也绝不信有这么个东西。组织严密地反对党，除去一败涂地没旁的下场，她便觉得简直愚不可及。聪明的做法，是把规矩破得巧，同时又得活得好。他隐隐感觉，新一代这样的人何止成千上万--他们长在革命后，除了革命便一无所知，把党当成了万古不变，就像头顶的天空一个样。他们绝不反抗党的权威，只是想方设法去规避，就如同兔子躲猎狗。

他们没谈过是不是可能结婚。这遥远得实在不值得想一想。就算温斯顿的老婆没了影儿，谁想得出哪个委员会，肯批准这样的婚姻！这样的婚事绝无可能，不啻白日做梦。

"她怎么样，你老婆？"朱莉亚问道。

"她么……知不知道新话有个词儿，叫好思想？说的是天生正统，从来没有坏思想。"

"不知道这词儿。这号人我倒知道，知道透啦。"

他便说给她他婚后的日子。怪得很，那生活实质的部分，她仿佛早已了然于心。她会讲给他，他一碰到凯瑟琳，那婆娘身子就会绷绷硬，即便她拿胳膊紧紧搂着他，那感觉倒像是全力推开他--活像她看见了这一切，经过了这一切！跟朱莉亚在一起，他讲这些一点不犯难：不管怎样，凯瑟琳早不是痛苦的回忆，而不过是一桩烦人的回忆。

"要不是为了一件事，我还忍得下去，"他说。他便告诉她那种索然无味的小仪式--每星期同一天晚上，凯瑟琳准会逼他干那事儿。"她恨死了那事儿，可什么也不能叫她罢手不去做。她管它叫--嘿，你猜也猜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