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解放初期，在江苏丹徒县烟憞山出土有“宜侯矢殷”，铭文长达120 余字，记载了康王改封虞侯（宜侯■原是虞侯■）于宜的情况。宜是国名，也是地名，不见于古代文献，但应当就是铜器出土地的丹徒，自然也是西周初期在长江以南的一个封国。宜侯■初袭其父虎公文丁之爵，称虎侯■。他是东方虎国的旧族，自武丁以来就非常显赫②，原居于郑州附近①，周初改封于宜，故领有殷商“奠七白”即郑氏族及其“宜庶人”（《宜侯■殷》）。宜在东土，著录有《伐雨鼎》铭云：“王令宜子■西方于省，佳反（返）”（《三代》4·7·2）。地望与本■出土的江苏丹徒吻合。周人利用宜侯■镇戍东南最最前线，其地位类似周室封建的亲戚，就现有的资料言，当属特例。

　　周初的封藩建国，旧史皆以为始于灭殷以后，其实文王向东扩张“虞芮质厥成”（《诗经·大雅·绵篇》）后，就曾封仲雍于虞，称为虞冲。伐崇之后，又把崇地封给了虢仲虢叔。虞在晋南，虢又在虞南，这就说明武王克殷以前，周族已经开始了分封。周公东征胜利后，在更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分封了他们的亲属子弟镇抚其地，因而使得西周王朝终于摆脱了“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诗经·豳风·鸱鸮篇》）的困境而逐渐巩固了下来。

　　周初的分封是一种武装驻防事业，其目的主要在于作为王室的助手，以监视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实际上它具有武装部落殖民的性质。我们知道，周王当时所能直接统治的只有王巍之地。王畿是以镐京和洛邑为两个焦点，其范围现在不能确考，但可知其北不过黄河，南不到汉水，东不达淮水，西则镐京已接近边陲。王畿之外，周室先后封立了很多诸侯国，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不过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以及救济畿内的灾患而已。诸侯国的内政几乎完全自主，而王室开国初年的武王成王过去以后，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也就成了具文。另一方面，所有新建的封国大都是以少数周族奴隶主贵族统治多数被征服族人，其土既非周人所有，其民也与周人不类，这些新来者的统治地位，如果没有坚强的武力作其后盾是支持不住的。姜太公封到东方① 《何尊》铭中的“佳王五祀”，有人认为就是周成王亲政五年。但也有人认为《何尊》作于武王死后成王即位的第五年，也就是周公摄政五年。更有人认为“五祀”，不能是成王五年，只能是康王五年。② 《逸周书·祭公解》云：“尚皆以时中乂万国”，时代虽然略晚，涵义也是相同的。① 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157，科学出版社，1956 年。

　　的营邱，史书说太公就东国，“夜衣而行，犁（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均见《史记·齐太公世家》》，新来的统治者占有其土地，拥有其人民，因而起来反抗。《礼记·檀弓上》云：“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可见当时武装殖民之不易。当时被封的周族奴隶主贵族及其所率领的周族公社农民进入广大占领区后，首先建立一个军事据点，这在古代文献中名之曰“城”，只有如此，才能进行武力镇压。《诗经·小雅·黍苗》中召穆公营谢，诗人描述军族集镇之况云：“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周人及其姻戚联盟，造邦筑城，镇戍征服地区，也见于周金铭文，例如《中甗》虽然铭文残泐，颇难卒读，但其大意，尚可通晓。意谓：王派中巡省南国，筑城殖民，并派兵镇戍。《班毁》记毛公伐东国■戎，■令班“■（以）乃族从父（毛父）征，■（出）■（城）卫。”毛公东征“三年静东国”。这里的■（城）就是征服筑城之证。

　　周人拓殖建立的这种“城”，在古代文献中也名之曰“国”，“国”外广大田土称曰“‘野”。西周王朝和各诸侯封国都有这种“国”、“野”（即“乡”）、“遂”之分。王畿以距城百里为郊。郊内为乡，郊外为遂。王朝六乡，大国三乡三遂。周代的“国”和后来的商业城市不同，它对“野”没有调节生产的功能，其生计一般都要仰赖对“野”的剥削，所以周人的殖民营国也兼辟野。《周礼·天官·冢宰》序的“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宫分职，以为民极”，就是这个意思。周公封伯禽于鲁，“分之土田陪敦”（《左传》定公四年），即《诗经，鲁颂·■宫》所谓“乃命鲁公，伸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之意。康叔赴卫，他的“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闰之土，以供王职”（《左传》定公四年）。这种殖民城堡外的上田是有边界的，古籍谓之“封疆”。封的本义象征上地上有生长得茂盛的草木，金文作■形，象两手捧草木种植的情形。周初殖民封国，都在边界上种植树木，以为标帜，谓之“封建”，所以《易经·系辞传》曰：“不封不树”。这种植树以立封疆的做法，大概是承袭了原始社会的边境林或防卫林而来。早周原始社会时期，公刘率领其公社成员“乃裹餱粮，于橐于囊”，“弓矢斯张，干戈戚扬”，驻足于岐下。惊叹那地方的土地肥美，于是：“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兴水利，辟田土，“度其 原，彻田为粮”。（均见《诗经·大雅·公刘》）氏族公社成员各有自己耕种的“份地”，劳动生产，所以诗中说：“乃疆乃理，乃宣乃亩”（《大雅·绵篇》）。这种耕作传统，到了周灭商后，虽然改变了性质，其形式则依然保存。周宣王封申伯于谢，命召伯率军一同往谢，“定申伯之宅”，王一再告诫召伯要“彻申伯土田”、“彻申伯土疆”（《大雅·崧高》）。燕众所完成的韩城在“实墉实壑”的城墙沟池外，也“实亩实籍”（《大雅·韩奕》）。宣王时代，召穆公平定淮南的夷人后，也在“江汉之浒，王命召虎（穆公），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大雅·江汉》）。在这种营国作城的情况下，周族奴隶主贵族唯事监督管理，劳动则主要地由“野”中的公社农民担当，这也是周人武装部落殖民的必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