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盐铁论·禁耕》。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均见《史记·平准书》。

　　③ 《汉书·景帝纪》。

　　④ 均见《史记·平准书》。

　　收，以致商贾交出的“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⑤。最后，又实行盐、铁、酒以官营政策，把商贾从这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中赶出来，还杜绝私铸钱币，除犯法者没为奴隶外，没有犯罪的只要是有市籍商贾，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 年），也以之列入“七科谪”之内，用以罚充戍边。这种“笼天下盐铁，以排富商大贾”⑥的作法，给了奴隶主商人特别是他们中的盐铁商人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起到了“鉏豪强并兼之家”⑦的作用，既解决当时的财政需求，也削弱了同地主阶级争夺土地的商贾势力，保证了封建土地制度的存在与发展。

　　由于秦汉的上述抑商政策，主要是为了打击商贾中的奴隶主残余势力，故其他无市籍商贾，虽然也受到了加重各种商业税的影响，但并未彻底破产。加上昭帝时官营酒酤的取消，民营商业又有了经营的天地。故自昭、宣以后及乎成、哀，民营商业又有发展，以致又涌现出了一大批家财巨万的新富商大贾，故史称齐地的“刁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洛阳“师史既衰”之后，“至成、哀、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关中之诸田“既衰，自元、成及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太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①总的情况则是：“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②可见西汉武帝之后，民营商业又在恢复发展中。

　　东汉时期，由于取消了西汉武帝以来的盐铁官营制度，各郡国产盐铁者虽仍设有盐官、铁官，但仅征收租税而已，其生产与销售均由民间经营，故民间煮、铸之业又盛。其他商贾贸易，也相当昌盛，尤以洛阳为最。王符在其《潜夫论·浮侈》中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堵塞道路，游手发巧，充盈都市。务本者少，游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这说明东汉时期洛阳商业发达之状况，而且表明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大都如此。故谓东汉手工业远远不如西汉者，未免忽视了东汉无《史记》、《汉书》那样的《平准书》、《食货志》及《货殖列传》等记载这一事实。不过，东汉时期的大商人，较之西汉，其“以末致财，用本守之”①的倾向更明显了。许多富商大贾，同时就是大地主，而且以其田庄为基地进行商贾贸易活动，从而削弱了他们作为富商大贾的色彩。正如当时人仲长统所说：“豪人之世，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件。车船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②又云：“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③这些豪人，大都是通过商贾而致富，然后用之购买土地，而成了“田亩连于⑤ 均见《史记·平准书》。

　　⑥ 《史记·平准书》。

　　⑦ 《汉书·张汤传》。

　　① 《汉书·货殖传》。

　　② 《汉书·货殖传》。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昌言·理乱篇》。

　　③ 《昌言·提益篇》。

　　方国”的大田庄主。这种富商大贾向大地主的转化，一方面增加了自秦和西汉以来的出身平民的豪民地主的势力，构成了后来庶族地主的前身；另一方面，投资于土地的结果，既削弱了资金周转的量，又以其安闲的田庄生活束缚了再去从事商贾贸易的活力，从而反过来影响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自给自足性的地主田庄的普遍出现，对市场的需求也相对减弱；加上东汉后期战乱不已，名都大邑相继在破坏之中，以致终于造成了东汉末年商品经济急剧下降的状况。

　　第三节边区及域外商业活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在边界及辽远的域外，见于记载的商业活动也起源甚早。以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来说，云梦秦简中的“客”、“邦客”和“旅人”中，除了有从东方诸国来的商人外，也有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商人。秦简中的“臣邦真戎君长”①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戎翟君公”，便是例证。秦灭六国时被迁徙于临邛的赵氏、卓氏，其贸易“倾滇蜀之民”；被迁于临邛的山东程郑，也“贾椎髻之民”②；著名的大畜牧业主乌氏倮，以其所获“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③，所有这些，显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贸易。至于汉代，同北边匈奴、鲜卑、乌丸等族和西南诸少数民族的贸易更为频繁。自景帝时起，就与匈奴“通关市”，虽有战争也未曾终止。直到东汉，匈奴仍“远驱牛马与汉会市”。仅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 年）的一次，北匈奴就“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交易”④。与鲜卑、乌丸的贸易，则盛行于东汉光武帝时。此时，东汉复置乌丸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⑤。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贸易，早在汉初，“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⑥。又汉初“高后时，有司请禁南粤关市铁器”⑦，可见在此之前，中原与南越地区已有民间贸易。当时，同边境国家的贸易，尤为发达。首先，汉代与南方邻国之间贸易，早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开始了。故当张骞到西域后，就见到了我国的蜀布与邛竹杖等商品在大夏行销。张氏问从何来，回答是：“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⑧由此可见蜀国贾人，早就同印度、阿富汗等国有贸易关系。东汉时，“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易，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 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①自此以后，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至大秦者”。直到三国孙吴时，才遣会稽人刘咸送大秦使者秦论，刘咸死于道，也未曾到达大秦②。汉代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同西方诸国的贸易，尤为发达。早在汉代以前，我国通过河西走廊就与西方诸国发生关系。至西汉武帝时，“始通罽宾”。罽宾实行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使者来中国，往往以奉献为名。“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③到西汉末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其目的也同样是“欲贾市为好”④。东汉和帝① 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