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遂废矣”。①实践证明了刘晏的做法还是正确的。

　　在漕运中，刘晏也改变了旧法。旧时转运船由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刘晏改用口袋装米而以舟运送，可减费钱十五；由扬州至河阴，斗米费钱一百二十，刘晏做“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载一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派军将部送至河阴、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每斗减钱九十。他调来巴、蜀、襄、汉地麻竹筱作绹挽舟，以朽索府材代薪，“物无弃者”。他还采用分段漕运，“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把江南漕运的货物存放在扬州，汴河漕运的存放在河阴，黄河漕运之物存放在渭口，渭船漕运之物进入太仓。②过去漕运关东之谷进入长安，因河流湍急，一斛能运至八斗的“则为成劳，受优赏”。刘晏因地制宜，根据长江、汴水、黄河、渭水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训练漕卒，使其识水性，分段漕运，“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石，无斗升沉覆者”③。大大提高了漕运能力和减少了损失。刘晏所用篙工，也改变了旧法。过去，州县多取富人督责漕挽，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自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刘晏改用“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用度”。他从经营的盐业中出钱雇用船工，从江淮至渭桥，大抵漕运十万斛用傭钱七千缗，并补纲吏督运。因此，他主管的漕运“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①。

　　改革榷盐法刘晏还改革了榷盐法，用盐税以充军国之用。当时，许、汝、郑、邓州以西之民，皆食用河东池盐，由度支掌管；汴、滑、唐、蔡州以东，皆食用海盐，由刘晏掌管。在他掌管的食海盐区，坚持了原先第五琦的官营原则，同时又在官营与私商、盐户的关系方面作了调整，改为官督、民产、商销较灵活的形式。刘晏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因此，他只在产盐之乡“因旧监置吏”，负责收盐户所煮之盐；转卖给商人，对盐商则“纵其所之”，其余州县不再设官。在距产盐区较远的江、岭地区，则设置“常平盐”，如盐商不至，则官府把盐减价卖给百姓，结果“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刘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坟”，于是他“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因此，在吴、越、扬、楚州等地“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在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和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监，每年得盐税为百余万缗，约等于百余州的赋税收入。为了保障销售官盐的商人获利，从而确保官盐营利，刘晏奏罢诸道对盐船过境，州县收税的做法，“禁堰棣邀以利者”，使盐船所行畅通无阻。同时，又于淮北十三处如扬州、汴州、宋州、淮西等地置巡院，以“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刘晏这种“官督民产商销”的政策，是以官商分利的榷盐法代替了过去官方专利的禁榷制度，促进了盐业的发展，因而也大大增加了盐税的收入。刘晏开始榷盐时，盐利每年收入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年，竟达到六百万缗，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收入中举足轻重，“天下之赋，①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②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①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

　　盐利过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①。刘晏改革榷盐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河北魏博藩帅田承嗣兴兵作乱，吐蕃等也不时侵扰，兵革连年，军费支出庞杂，第五琦始榷盐以助军旅，刘晏代之以后，“法益密，利无遗入”。汴宋都虞候李灵曜北连田承嗣反叛后，河南藩帅有的也不奉行朝廷法令，擅自征收赋税，州县税收减少，刘晏却以羡余相补，“人不加调，而所入自如”，人们无不称赞其能。大历末年，每岁赋税收入一千二百万缗，而榷盐收入占其大半，而“民不告勤”。一次京师盐价暴贵，诏令刘晏漕运三万斛盐以济关中，盐船从扬州出发，四十天即迅速运至京师，“人以为神”。改革常平法刘晏对常平法也进行了改革。广德二年（764），他兼领常平使。大历元年（766）他与第五琦分掌天下财赋，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等地的铸钱、常平、转运、盐铁使由刘晏兼领。他利用这一地区商品经济比较活跃这一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了常平的营利效能。此前，常平业务由各州自办，由于政局的动荡，各州常平营利不多，现改由朝廷直接经营常平业务。刘晏于诸道设巡院，设专官专理各州常平仓。为便于掌握各地市场行情，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这样四方物价的高低、商品的盈余与短缺，虽极远不过四五日即能知悉，故“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见钱流地上”。

　　举贤任能，廉洁奉公刘晏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的用人之道是“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之所以如此，他觉得“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其所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给。”①他所任用的各级管理人员，都是选用有能力的人，并能人尽其才。“凡所任使，多收后进有干能者。其所总领，务乎急促，趋利者化之，遂以成风。”对于一些权贵豪门如以亲戚相请托，刘晏虽也给予安排闲散职务，俸禄给多少，任官的快慢，都满足其要求，“然未尝得亲职事”。其所领要务，“必一时之选”。故刘晏卒后二十余年，掌管国家财赋的大臣如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等都是他的故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