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玄宗于勤政楼前盛设乐舞和百伎杂耍。时教坊有个叫王大娘的女妓，善戴百尺高竿，竿上装有木山，状似瀛洲、方丈等仙山，还有一小童在上面钻来钻去，歌舞不停。玄宗把小小的刘晏召到楼上帘下，贵妃很喜欢他，让他坐在自己膝上。玄宗问他：“卿为正字，正得几字？”刘晏回答说：“天下字皆正得，唯有‘朋’字未正得。”贵妃让他咏王大娘戴竿，刘晏才思敏捷，应声而出，诗云：“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贵妃与诸嫔妃乐得哈哈大笑，遂赐给他牙笏及黄纹袍。①行政干才天宝年间（742—755），刘晏累授夏县（今属山西）令，以干练闻名，虽未曾督责赋税，却“输无逋期”。又举贤良方正科，补为温县（今属河南）令。政绩卓著，“民皆刻石以传”。不久又升为殿中侍御史。

　　安禄山叛乱后，刘晏避难于襄阳（今湖北襄樊）。永王李璘欲任他为官，他坚决推辞。时肃宗在灵武组建朝廷，刘晏致书宰相房琯，论今日的分封与古制不同，认为“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齐桓公）、文（晋文公）功，不可致”。主张加强皇权。肃宗诏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刘晏赴任至吴郡，正遇永王李璘起兵叛乱，沿江东下，刘晏遂与采访使李希言计议抗拒。刘晏守余杭（今浙江杭州西），李希言交战失利，败归刘晏。刘晏乃调发义兵坚守壁垒。永王兵败后，欲转而攻略州县，听说刘晏早有防备，遂从他道逃去。不久，肃宗诏拜他为彭原（今陕西镇原东）太守，转任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进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不久又兼京兆尹。他“总大体不苛，号称职。”后遭司农卿敬羽诬劾他泄漏禁中事，宰相萧华又忌其才干，遂贬为通州刺史。

　　代宗即位后，于宝应元年（762）六月，刘晏再次入为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饯、租庸使。时颜真卿以文学正直出为利州刺史，刘晏举荐他代己为户部侍郎，改国子祭酒，又将京兆尹一职让于严武。翌年正月，擢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然兼任诸使职。广德二年（764）正月，因与宦官程元振交通的罪名，仅做了一年宰相的刘晏被贬为太子宾客，罢知政事。

　　① 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① 《明皇杂录》卷上。按此贵妃非杨贵妃。

　　改革漕运自安、史之乱以来，潼关、洛阳一带受阻，江、淮财赋溯长江入汉水，抵达梁州、洋州，迂险劳费，汴渠也堙废不治。广德二年三月，关中米每斗涨至千钱，“百姓挼穗以给禁军，宫厨无兼时之积”①。在这种情况下，代宗又擢刘晏为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以发展漕运，增加财赋收入。

　　刘晏受命以后，以转运为己任，为了弄清多年漕运的利弊，或坐船，或乘马，亲自对过去漕运沿线进行实地考察。他坐船由淮水经泗水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黄河。他到过河阴、巩县和洛阳，考察了宇文恺建造的梁公堰，分黄河水流入通济渠，又视察了大夫李杰新堤。他驱马陕郡城郊，右循砥柱、硖石，察看了三门渠津遗迹。经过他长途跋山涉水，实地调查研究漕运情况，“尽得其病利”。他要治理漕运，又担心受别人牵制，其治理方案难以推行，为了得到当政宰相的有力支持，他致书元载，具体陈述了漕运中的“四利”“四病”。其四利为：一是京师三辅之民徭赋繁重，江、淮粟至，可减少其一半徭赋；二是东都凋残，人口流亡，漕路流通，村落人口从此滋多；三是在边诸将，外虏入侵，听说江、淮贡赋增至，军食丰足，可以震耀夷夏；四是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云集，可追复贞观、永徽之盛。其四病为：一是从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人烟稀少，百姓穷困，转车挽漕，功且难就；二是黄河、汴水自天下乱离以来，河岸崩塌，所在淤塞，“涉泗千里，如网水行舟”；三是东垣、砥柱、渑池、北河之间六百里，“戍逻久绝，夺攘奸宄”，多不安全；四是从淮阴至蒲坂，长达三千里，屯戍相望，常言衣食不足，挽漕所至，船到便留，“非单车使者折简书所能制”。刘晏所陈述的四利四弊，既指出了开通漕运利国利民，可以振兴经济，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困难，如不解决这些难题，漕运仍然是纸上谈兵。元载正独揽朝政，看了刘晏的书信，极力赞成其事，因此刘晏“得尽其才”。从此，江、淮财赋才得以运至关中，代宗很高兴，派卫士备鼓吹于东渭桥迎接刘晏，还派使者慰劳他说：“卿，朕酂侯（萧何）也”。大凡每年运至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刘晏恢复了旷废日久的漕运事业，使江、淮财赋源源运进关中，缓解了关中财政紧张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他改革漕运的结果。他从漕船的制造，水手的雇用与训练，到督航、护航等环节都改变了旧法，漕运由朝廷直接经管。

　　为使船坚固耐用，保证运输途中安全无损，刘晏于扬子设十场造船，每艘船给千缯钱，要比一般的船价高出一倍多。有人不太理解，认为“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刘晏则解释说：“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刘晏洞察了官场之弊，多给船费，宁可给“执事者”以“私用”之钱，以求免得官吏偷工减料或以次充好，影响船的质量。后至唐末，有司计费付钱，无有富余，因此“船益脆薄易坏，漕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