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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下)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1035天前 | 47764 次浏览 | 分享到:

  开成三年(838)九月,文宗征拜牛僧孺为尚书左仆射,并令左军副使王元直持告身宣赐。按照旧例,东都留守入朝,并无中使赐诏的惯例,文宗因怕牛僧孺退让推辞,故由中使赐诏,促令他赶赴京师,牛僧孺不得已而入朝。文宗频频宣召牛僧孺,他又以足疾为由相推辞。由于他坚持不任朝官,遂于翌年八月又检校司空、兼平章事,出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户。临行辞别时,文宗赐给他觚、樽、杓等金银古器,并令中使转告他说:“以卿正人,赐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却奏称:“汉南水旱之后,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恳求,才被允许离京赴任。

  襄州(治今湖北襄樊)位于汉水之滨。会昌元年(841)秋,洪水泛滥,汉水溢过堤防,大水冲坏了城郭和城内民舍。时李德裕辅政,因牛僧孺治水不力,被贬为太子少保,加太子少师。

  会昌二年(842)五月,回鹘乌介可汗公然向唐朝提出了索取粮食、牛羊,并要执送先已降唐的将领嗢没斯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此后,乌介可汗又一再剽掠边郡。八月,又越过杷头峰(今山西包头附近),进犯大同、云州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六年。

  等地。武宗以回鹘军入寇,渐进内地,令少师牛僧孺、陈夷行与公卿共同商议对策。牛僧孺奏称“今百僚议状,以固守关防,伺其可击则用兵。”而宰相李德裕却认为“守险示弱,虏无由退,击之为便”①。武宗采纳了李德裕主动出击的建议,反击回鹘取得了成功。

  十二月,牛僧孺认为御史大夫在秦为上卿,汉为副相,汉末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政朝廷,其任甚重,品秩殊峻”。建议准六尚书例,提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副,“官业虽重,品秩未崇”,建议升为正四品下,“以重其任”。并请“著于典章,永为定制”。武宗同意牛僧孺的建议,遂颁下诏书,以其奏请行事②。同时,牛僧孺对中书门下所奏“谏议大夫七员,从四品下、正五品上”一事提出了异议,他上奏武宗说:谏议大夫自汉以来“常居帷幄,从容讽谏,拾遗左右”,如果“其秩峻,其任重,则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謇谔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优崇,则难用耆德”。因此,建议请改谏议大夫为正四品下,并“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秩”。武宗又采纳了他的意见,“敕旨依奏”①。牛僧孺奏请增加御史中丞和谏议大夫的品秩,提高其政治地位,对于整肃朝廷,规谏讽喻朝廷的过失,以减少其失误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昌三年(843),牛僧孺进为太子太傅,再为东都留守。翌年九月,在平定了昭义镇刘稹反叛朝廷之后,李德裕上奏武宗,以为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和时入朝,牛僧孺与李宗闵为宰相当政,不但不将他留下,反加宰相衔纵去,这是放虎归山,今日刘稹的反叛实是牛李二人之罪。河南少尹吕述致书李德裕,说刘稹死亡的消息传到东都,牛僧孺“出声叹恨”。德裕将其书信上奏武宗。刘稹被杀后,石雄军吏还得到他与牛僧孺、李宗闵的“交结状”。于是武宗大怒,遂将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再贬为汀州刺史。十一月,又贬为循州(治今广东惠州市东)长史。李宗闵也同时被贬。

  会昌六年(846)春,武宗病逝,宣宗继立,白敏中当政。八月,牛僧孺由循州司马北迁为衡州长史,不久又进为太子少保,转少师,分司东都。从此,他“池台琴酒,逍遥自娱”。大中二年(848)十二月二十九日病故于东都城南别墅②。时年六十九岁。赠太尉,谥曰文贞③。

  牛僧孺生当宦官专权、藩帅跋扈、唐皇室日渐衰败之时,他以“方正敢言”进身,但当权以后,却苟且偷安,又与李宗闵“奋私昵党,排撆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

  ①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② 《唐会要》卷六○。

  ① 《唐会要》卷五五。

  ② 《牛僧孺神道碑》。而《牛僧孺墓志铭》记为十月二十七日,未知孰是。③ 牛僧孺谥号《新唐书》本传作“文简”。今从《旧唐书》本传及《唐会要》卷八○。第四十五章张议潮①第一节驱逐吐蕃,收复河西张议潮(?—872),沙州敦煌(今属甘肃)人。张氏世为州将②,父张谦逸官至工部尚书③。张议潮曾率领沙州各族人民起义,驱逐了河西地区的吐蕃守将,使瓜、沙等十一州又重新回归唐朝。

  安史之乱使唐朝国势渐趋衰落,边防力量虚弱,于是吐蕃乘隙攻略河西诸州。从乾元元年(758)至大历十一年(776),廓州、凉州、兰州、瓜州等地相继陷落。当吐蕃军最后攻取沙州时,虽然沙州与唐朝的联系中断,但城中军民却顽强抗击。沙州刺史周鼎一边撄城固守,一边向回鹘求救。但救兵经年不至。周鼎召集诸将商议,欲焚毁城郭,率众东奔。部众都不同意,都知兵马使阎朝便缢杀了周鼎,自领州事,继续抗击吐蕃军。当时沙州被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处境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军粮问题,阎朝“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最后,“粮械皆竭”。为了保护城内兵民,阎朝与蕃将绮心儿相约,“苟毋徙佗(他)境,请以城降”。在绮心儿许诺不将沙州人民外迁的前提下,遂于建中二年(781)出城投降,“自攻城至是十一年”①。沙州军民同吐蕃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陷落后的河西人民惨遭吐蕃的蹂躏,丁壮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②。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日夜思归唐皇朝。开成年间(836—840),唐使者赴西域,途中“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③。即使几十年过去了,当地人民仍念念不忘唐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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