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器因较复杂，也没有关于机械部分的任何说明流传下来，故迄今尚未⑤ 潘鼐：《现存明复制浑仪源流考》⑥ 潘鼐：《现存明复制浑仪源流考》。

　　① 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 卷第5 章，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53 页，中译者注②。② 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第2 节“关于玲珑仪”《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4期。

　　有人作过研究。

　　19.灵台水运浑天漏① 制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这又回到古代的水运浑象传统，既有报时刻的部分，又有演示天球周日转动的部分。这项仪器的复杂程度远较原来的要高。其中主要是有日月二环，在随天球作周日转动的同时，又要表演其在星空间的周期运动。因为日、月的运转速度不同，且日的视运行轨道——黄道，与天球转动的赤道不在同一平面上，这种机械结构就比黄赤道在同一平面时的结构要复杂得多。据有关史料记载，这台仪器的机轮共有25 个，那的确比宋代苏颂《新仪象法要》所记的机轮要多。20.柜香漏中国古代有焚香的习惯，或为敬神礼佛，或为去秽除臭。如果香制得均匀，燃烧时空气相对稳定，那么焚香可以作为计量时间的一种方法。南宋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一“晷漏四法”条记道：“铜壶、香篆、圭表、辊弹。”这香篆就是香漏。因为把香制成曲折盘蛇形（以减少占地面积而又能燃多时间），有如篆字，故称香篆。郭守敬把香放入柜中，大抵是为了保持燃烧时空气流的稳定。至于其具体结构，则无资料可考。

　　21.屏风香漏这当是把香篆放在屏风上的了。齐履谦说“以备郊庙”①，大概这件屏风是在皇帝祭神、祀祖时，放在神庙里的。郊祀庙祭时有一套复杂的礼仪，其中多有时刻规定，因此，计时仪器是少不了的。使用屏风香漏则兼有计时和敬神的作用。

　　22.行漏这是供皇帝出行时随行用的。《宋史·舆服志一》记有一种行漏舆，要用六十人来抬着走的。舆中的漏是一种很大的秤漏。郭守敬的行漏是个什么结构，也因缺乏史料已无考。

　　综观郭守敬一生制造的天文仪器，大多具有设计科学、结构巧妙、制造精密、使用方便的特点，而且绝大多数都注意到仪器安装的校正装置。他的创作博得同时代和后世的高度赞扬。王恂是很高傲的人，每见到郭守敬的新创作，皆为之心服。三百年后，利玛窦在南京看到几件明初从北京运到南京的郭守敬天文仪器，赞叹说：“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超过曾在欧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这些仪器虽经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无损于它原有的光荣”①。这几件仪器，后又于清初运回北京。后来在十八世纪康熙、乾隆年间的几次工程中，把郭守敬的作品都当作铜材熔化掉了。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

　　二、天文观测郭守敬运用他改进、创造的天文仪器，进行了许多精密的天文观测，从而使《授时历》的编制有了可靠的观测基础。他所从事和领导的观测项目甚多。仅举几例来说明。

　　1.冬至时刻的测定冬至时刻是中国古代编算一年历日的起始时刻，是极重要的基本数据。

　　郭守敬在大都运用4 丈高的木表，每天中午太阳到正南方时观测影长。然后运用数学方法，推算出从至元十三年冬至到十六年冬至的时刻及这期间的三个夏至的时刻。这中间共利用了九十八组观测数据，反复核较，处理是很谨① 此器在《四库全书》本的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中称为“灵台水浑莲浑天漏”。显然有误。① 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

　　① 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年版。

　　慎的②。

　　他还从八百多年前的祖冲之所做的冬至时刻观测开始，选取历史上比较可靠的六次冬至时刻的测定，由此定出了一个回归年数值为365.2425 日。此数值与南宋杨忠辅的《统天历》（制成于1199 年）中的数值相同，是祖冲之以来最精密的数值。郭守敬还进一步证实了回归年长度逐渐缩小的规律，定为每百年往后减少万分之一日。此数虽较现代天文学测定的数值要大（约为后者的16.3 倍），但却优于其前辈杨忠辅（杨忠辅的数值约为现代值的34.5倍）。

　　2.二十八宿距度和星表测定中国古代为了确定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动，就在天空黄道、赤道带附近选取了二十八组恒星，作为量度日、月、五星位置的相对标志。这二十八组星称为二十八宿。每组星中又选取一颗星作为标志星，称为距星。这一宿的距星到下一宿距星之间的赤道度数（即这二颗星之间的赤经差），称为这一宿的距度。二十八宿的距度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基本数据之一。从西汉太初改历时的唐都起，到郭守敬为止，中国历史上共进行了六次测定。以郭守敬的测定精确度为最高，其误差的绝对值平均为0°.075 或4＇.5。

　　郭守敬还做过全天星表的测定工作。所谓星表通常是指具有坐标位置的恒星目录。中国最早的星表是分载于唐《开元占经》中的《石氏星表》。此表约共121 颗星（今本《开元占经》佚失6 星），坐标位置取中国式的赤道坐标系一入宿度和去极度。据研究，此表测定于西汉中期约公元前78 年①。其后唐、宋两代也都有过全天性的星表测定。其中以宋仁宗皇祐年间（1051—1053）所测星数为最大，在中国古代283 星官（星组）1464 星范围内大约测定了将近360 颗星②。郭守敬的工作应当汇集在他的《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及《新测无名诸星》一卷两书中。遗憾的是这两书都已不存。从这留下的二个书名可以推想，前一部书是当时有关中国传统的全部1464 颗星的星表，后一部则是超出了中国传统星官范围的其他恒星。令人感兴趣的是，郭守敬是选取的哪些无名星？根据什么原则选的？怎么称呼它们？这些星的选取和阿拉伯的星表是否会有某种关系？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由于此书一佚，均无法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