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集在当时文学儒士中享有盛名，是以一时大典、制诏、册文多出其手。然而他并未得到文宗真正的信任，仅被视为为皇权利益服务的词臣而已。虞① 虞集书“顺帝非明宗子诏”事，见《元史·虞集传》，根据《元史·文宗纪》卷三四，至顺元年（1330）八月，文宗大驾才至京师，御史台臣即请立燕王为皇太子，文宗言俟燕铁木儿至，共议之。是以知这之前（在上都时）文宗早有立皇太子意。故虞集书诏事，当取在至顺元年。

　　① 据《续资治通鉴》卷二○八《元纪·二十六·考异》云：“《元史·虞集传》以顺帝‘此我家事’之言系于元统二年，按其时尚未追理文宗旧诏也。盖《元史》连书之，失之限断，今酌于至元六年。又《庚申外史》谓顺帝撤去文宗庙主。并逮当时草诏者。瞿宗吉《归田诗话》云：集已谢病在家，以皮绳拴腰，马尾缝眼，夹两马间，逮捕至大都，则以文宗亲改稿呈上。帝览之曰：‘此朕家事，外人岂知！’即脱脱亦为之言，得释，然两目由是丧明。宗吉所述，近委老之言，殆恶集者为之也。使文宗当日果有亲改诏书，是为御笔改定，其稿当藏之禁中，岂得为集所藏，留为他日地步耶？”所见甚是。另，从虞集诗文来看，是年，虞集一直居在临川且目未丧明。

　　集亦知晓上层政治斗争的险恶，故“每承诏有所述作，顾问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尽言，或随事规谏，出不语人，谏或不入，归家悒悒不乐。家人见其然，不敢问其故”。在文宗朝复杂多变的政局中，尽管虞集小心谨慎，但还是因其受到文宗所谓的“知遇之隆”而被许多人所嫉妒。一日，虞集受命草封营都王制，贵臣阿荣、巎巎因平素嫉集，乃传谬言，令集制封营国公制。虞集完稿，丞相来索取发现其误，问其故，虞集乃知是此二人所为，即请重新易稿以进。后始终不言此事，故人皆以为“集有雅量”。

　　虞集待人处世上亦讲求孝友。其弟虞槃早卒，留下遗孤，集抚育如己子。其孟兄虞采曾因管库输赋京师，亏损数千缗，虞集乃尽力借贷代为偿还，无难色。其交友以“尚德”为准则②。遇“山林之士知古学者，必折节下之。接后进，虽少且贱，如故己。”而对“权门显赫，则未尝有所附丽”。归老后，虞集家贫，然“平时居口未尝言贫”①，常受到邻里乡亲、故友门生的接济，于其求碑跋、墓铭，有求必应，然却未尝苟作。尝有南昌富民伍真父，富甲一方，死后，其子使人求虞集作墓铭，并以中统钞五百锭为赠，虞集不许而罢。

　　文章学术虞集于经学，博洽精深，在其著文立说之间，每言陆子、朱子“皆为圣人之道，互相发明”②。与吴澄、郑玉等人一样，无门户之见。其为文，好“穷拯本原，研精探微”，其诗赋亦是“质而不惺，华而不靡”，被时人列为“元诗四大家”之首。著有《道园学古录》五十卷，为其幼子翁归与门人李本于至正元年（1340）所整理编辑。

　　子四人，长子安民，知吉州路安福州；幼子翁归，业进士。门生弟子著名者：苏天爵、王守成等。交游最厚者：袁桷、范椁、陈旅等。

　　② 虞集：《跋山谷书萧济夫墓志后》，《道园学古录》卷四○。

　　① 赵汸：《跋刘郎中所藏邵庵先生戴竺图诗序》，《东山存稿》卷五。

　　② 虞集：《吴澄行状》，《道园学古录》卷四四。

　　第五节苏天爵仕历与政绩苏天爵（1294—1352），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父志道，曾任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在和林救荒有惠政。苏天爵由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而入仕途。初任大都路蓟州判官，守丧后调任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1324），改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任应奉翰林文字。至顺元年（1330），预修《武宗实录》。二年十一月，升修撰，又擢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当时，“朝廷虑天下断狱之未审，用中书御史台议，遣官审覆”①。断狱未审，实际上是豪民猾吏枉法害民。至顺三年，苏天爵到湖北考察狱案，遍历各地，不辞劳苦，“事无巨细，必尽心焉”②。结果，所平反者共八事，所揭发豪右与蠹吏勾结枉法者又数事，治绩卓然，声名远播。不久，调入京师为监察御史，道改奎章阁授经郎。

　　元统元年（1333）他复任监察御史，在职四个月中，“所劾五人皆权要，所举百有九人则世臣耆德与一时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③。所上章疏达四十五件，“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其关乎大体、系乎得失者，知无不言。”（《元史·苏天爵传》）后来黄溍读到这些奏稿，感慨地说：“始知天下未始乏材。”（《黄金华集·读苏御史奏稿》）

　　元统二年，苏天爵预修《文宗实录》，迁翰林待制，不久任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后至元二年（1336），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迁礼部侍郎。五年，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在淮东，他的作为一如在湖北之时，于是“宪纲大振，一道肃然。”（《元史·苏天爵传》）不久，又调回京师任枢密院判官。六年，改任吏部尚书，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复为吏部尚书，升参议中书省事。他一如既往，恪尽职守。

　　至正二年（1342），苏天爵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迁陕西行台侍御史。

　　四年，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五年，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这年十月，元顺帝命奉使宣抚巡行天下，他被召回集贤院，巡视京畿道。顺帝诏书称，“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元史·顺帝纪》）他大力纠察“吏之奸贪”，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但此举得罪了当时的丞相①，竟以不称职而罢归。七年，顺帝察其受诬，再予启用，赴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管理江浙财赋，有条不紊。后又历任大都路都总管、两浙都转运使和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等职。十二年（1352），红巾军起义波及江东，他节制军队进行对抗，“以忧深病积，遂卒于军中”（《元史·苏天爵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