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元典章》卷二五《包银从实科放》录中统元年宣抚司条画。

　　③ 王恽：《中堂事记》。

　　④ 《宣慰使张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① 王恽：《中堂事记》。

　　令与民户一体承当差发（同上）。这些措施无疑是对投下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第四件事是钞法改革。太宗以来，没有统一的货币制度，各路都发行钞币，在本境使用，十分混乱。中统元年，在王文统主持下，由中书省统一发行“中统元室交钞”，同时废除了各路所行钞币。因发行新钞，真定原行银钞之价顿亏，文统采纳宣抚使刘肃的意见，许各路之钞如数收换，使百姓免受损害。文统对实行钞法极为谨慎，日与主管部门交钞提举司及诸省官商议，博采众议，深为讲究利病，制定了周密的制度，并命各路宣抚司限期将所管地方“钞法有无阻滞，及物价低昂，与钞相碍，于民有损者”，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因此中统钞法初行时信用很高，流通甚畅，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方便了民间贸易。①文统当政的两年间，主要精力放在理财方面。忽必烈即位伊始，就爆发了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军马调发频繁，军需粮饷供给浩大，加以诸王朝会赏赐、设立新的军政机构、营造宫室都城等，都需要大笔经费，而当时库藏几无积储，因此，保证足够的财政收入是忽必烈新政权面临的紧迫大事。忽必烈将“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文统等裁处”，授以管理财政的全权。文统的理财方针是“欲差发办而民不扰”。当时主要的弊病是财赋制度混乱，地方各自为政，诸侯、投下征敛无度，官吏贪赃作弊，差发不均，多征少纳，以致百姓逃亡者多，国赋严重亏损。针对这些弊病，中书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通过立十路宣抚司、改革投下五户丝制和实行统一钞法，将财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核实户口，从实勘定各路差发总额，府、州、县、村逐级验户数物力科征，张榜晓示差发数目，县榜需开具各村人户花名及其合纳差发，使负担合理均平，不致隐漏或偏重；对各级官吏加强督责检查，以户口增、田畴辟、赋役均、差发办作为考核标准，不称职或贪赃欺弊、侵损国赋者予以罢黜或治罪；定盐酒等税法，申严私盐酒之禁，并置互市于颍州、涟水、光化等处与宋人贸易，禁军民越境私商，使课税不致流失。文统的理财政策获得了显著成效。中统二年，忽必烈召文统等行省官至开平集议政务并检查财赋情况，命文统与前燕京行尚书省臣辩论中统元年民赋虚实、比上年（宪宗九年，1259）多寡之数，继而诸大臣会集中书省检查前省民赋，“以上年比中元数多而所入者鲜，以中元比上年户同而所入者广，论辩者久之，前省官屈服”，前后政绩优劣遂较然分明①。就是说，中统元年不但没有比上年增加赋额，且有所减少。据记载，行省本欲按丁巳（宪宗七年，1257）户籍征赋，李昶进言，由于逃户很多，这样做势必迫使现存人户替逃户补纳，加重负担，文统接受他的意见，蠲免了逃户之赋②；中书左丞、行大名等路宣抚使张文谦也向王文统提出，百姓疲弊已久，又遇岁旱，应该量免税赋，终于说服文统，“竟蠲常赋十之四，商酒税额十之二”③。按中统元年宣抚司条款规定：“被灾去处，以十分为率，最重者，虽多量减不过四分；其余被灾去处，依度验视，从实递减三分二分等，科降差发，视此为差。不被灾去处，① 王恽：《中堂事记》。

　　① 王恽：《中堂事记》。

　　② 《尚书李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③ 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

　　斟酌民户难易，委实偏重去处，虽多不过裁减一分。”④。尽管减免幅度较大，但由于措置有法，中统元年国家财政收入反而超过了上年。燕京帑藏起运到开平后，忽必烈检视内藏，喜甚，曰：“祖宗以来，未有如是之多也。”⑤可以说做到了前代政治家提出的理财目标：“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任相两年中，文统殚精竭虑为朝廷效力，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干，忽必烈问以钱谷大计，他“敷对明敏，虑无遗策”，这是因为他“凡军国大事，皆有成算，然后撮其要领，使例相比，..虽纵横论难，不出所预”。他兢兢业业，勤于政务。主持行省工作，与同僚“未明已即事，过晡始散是早”；行钞法如履薄冰，日与僚属讲究利病，惟恐有失；下至薄书，钱物细务，也亲为规画，指授掾属，如诸路所造狐貉衣裘，报上数目，他教省掾用“棋方抹子”方法（类似古史臣编制年表之法）通类比附，即可见估值高下，孰省孰费。他决定和处理政务，颇能倾听不同意见，兼采众长，并不刚愎专断，如上述采纳李昶、张文谦意见量减民赋，采纳刘肃之策许各路行用钞如数兑换中统钞，即是显例。中统二年四月，中书省诸宰执集议中央和地方政事（选官、户口、赋税及钞法等），意见颇纷歧，文统曰：“何伤，取其长便者用焉。”经反复集议，始以所定军国大政上奏，皆获允准。

　　治国方针的分歧与派系斗争忽必烈对文统的见识、才能和政绩极为赞赏，至有相见恨晚之叹，屡屡召见，多所顾问。中统二年五月，新拟中书省宰执人选，忽必烈有意擢文统为丞相，召宋子贞、张德辉、杨果等征询意见，杨果等奏：“王文统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然骤加登庸，物论不无新旧之间。如史天泽，累朝旧臣，勋硕昭著，若使宅百揆，大厌人望，令文统辈经画其间，则省事成矣。”就是说，文统才干超群是无可否认的，但因他是新进之人，若擢为首相，会引起旧臣不满，不如用史天泽可以服众，而让文统等实际筹画政务。于是以史天泽为右丞相，文统遂仍为平章政事，忽必烈特慰之曰：“卿春秋高，恐劳于奏请，今后可运筹省幄，若有大议须面陈者，及朕有所咨访，入见，小事令人奏来，不必烦卿也。”可见其对文统的敬重和信任。随后决定史天泽等一部分省官留在开平中省，一部分省官以文统为首行中书省事于燕京，诏“管民官、管军官、鹰房、打捕、诸色造作，一切大小公事，并听行省从宜处置”。文统向皇后、太子辞行，“太子慰奖甚厚，有元老克壮谋猷之谕”；刘秉忠在南屏山迎送，“待遇甚恭”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