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用文统当政，窦默、姚枢等一帮儒学派谋臣自始就不以为然。忽必烈即位之初，召窦默问有无如唐魏徵之人才，默即推荐以深契程朱理学闻名的许衡，但忽必烈未予任用，却将政务委付给以权谋智略著称的王文统。文统受命于国用急迫之际，自以理财为头等大事，力求速收实效，故颇主功利之说，这和窦、姚、许等人“以义为本”的主张正相对立。文统与忽必烈素无因缘而骤掌大政，许衡则完全被冷淡，有十多年顾问资格的窦默仅任翰林侍讲学士清职，曾长期效力于藩邸、以治平自许的姚枢也只授东平路宣抚使，④ 《元典章》卷二五《被灾去处量减科差》。

　　⑤ 王恽：《中堂事记》。

　　① 王恽：《中堂事记》。

　　为此姚枢竟不愿入觐陛辞，诡称：“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为夺其位。”②于是由政见不同开始演变为权位上的矛盾。据载，文统与中书左丞张文谦也有不和，“文统素忌克，谋谟之际，屡相可否，积不能平，公（文谦）遂求出，诏以本职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③。文谦也是老资格的藩府侍臣，对位居文统之下未必服气，加以意见不尽一致，难免发生争执。但他也是实务派，又与支持文统的刘秉忠为同窗好友，而且文统也接受了他提出的量免灾区税赋的意见，从《中堂事记》的记载看来，他们合作还比较融洽，未见他有不利文统的言论。

　　中统二年四月诸臣集开平，文统以政绩（尤其理财方面）显著更受忽必烈器重，几乎言无不从。五月，新拟中书省宰执人选，文统呼声甚高，而姚、许等都没有被提名。大约就在这时，窦默上书忽必烈，谓“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望陛下察之”①。很明显地对文统进行了不指名的猛烈抨击。但忽必烈正倚重文统，仍任为平章政事，并特加慰勉，使行省事于燕京。文统于开平私第置宴与诸官话别，姚、窦、许皆应邀出席，然而此时双方矛盾已十分尖锐。六月，窦默与王鹗、姚枢等入朝时，又在忽必烈面前指斥文统，谓“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忽必烈问：“然则谁可相者？”窦对：“以臣观之，无如许衡。”忽必烈颇轻许衡，不悦而罢。姚枢、窦默都是忽必烈旧臣，许衡名声颇大，文统担心他们屡在帝前进言于己不利，因奏以姚为太子太师，窦为太子太傅，许为太子太保，“阳为尊用之，实不便数侍上也”。窦默屡攻文统不中，颇惧，欲依太子以避祸，与姚枢都接受了任命诏书，独许衡以为不可：尚未正式立太子，岂能先有师保。于是三人同辞新命，退还诏书，遂改以姚为大司农，窦仍翰林侍讲学士，许授国子祭酒。不久，窦默、许衡均辞职归家②。文统赢得了这一回合权力斗争的胜利。中统二年下半年的政事也多有可道者，如罢诸路所役民夫还之州县，河南、怀孟等处军马牧地大部分听民耕垦，核实新增户口和措置诸路转输法，诏诸王、贵戚不得擅取官物和私自断决民间词讼，修筑燕京旧城，免民间赋税等等，其中应有不少出于文统之谋画。

　　李璮之乱与文统之死中统三年二月三日，李璮发动叛乱，使文统陷入了杀身之祸。在此之前，济南路万户兼总管（世侯）张宏曾秘密向忽必烈揭发李璮谋逆之迹十条，其中与文统有涉者为：诏命市马诸路，无论军民概属括买，独不及益都；中统钞法诸路通行，唯璮用涟州会子，而以所发中统钞到济南买物；山东盐课之额岁以中统钞计应纳三千五百锭，减为二千五百锭，中统元年本应恢复旧额② 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

　　③ 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

　　① 《内翰窦文正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②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内翰窦文正公》、《左丞许文正公》；《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而未复，继续侵用国家盐课，又以取宋涟水请功邀赏，留用本境岁赋。张宏认为：“平章政事王文统，故璮参佐，倘中外连构，窥伺间隙，以逸待劳，此尤可虑。”并指出免益都市马一条尤可见文统与李璮交结，因此建议“亟宜罢王文统”，并调李璮从征漠北而择人代治益都。忽必烈以事属机密，但令勿泄①。从张宏所揭诸条看来，文统在中央当政，确有偏袒李璮之处（如许用益都官银赏其本部军功，命自领益都盐课等，皆见《元史·世祖纪》）。据《元史》本传，李璮乱发后，许多人揭发“文统尝遣子荛与璮通音耗”，忽必烈召文统质问：“汝教璮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与李璮是翁婿关系，有音信往来是情理中事，说他“教璮为逆”则并无确凿证据。文统写成书面材料回答忽必烈的质问，具体内容不详，只知其中有“蝼蚁之命，苟能保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之语，看来并没有承认上述指控。本传接着记载：“会璮遣人持文统三书自洛水（当为涟水）至，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语，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旁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这段记载的头一句颇费索解，柯绍忞仅于其下加“为逻者所获”（《新元史·王文统传》），仍未能解释李璮何以将文统写给他的三封信送还。信的内容未载，只举出隐晦的“期甲子”（甲子为中统五年）一语。据文统自辩之言判断，李璮很可能向他透露过反蒙的意图，文统大概只是以隐约言辞含糊答之，既没有明确反对（如果反对则可证明无罪），也没有表示赞成（如果赞成则无辞以自解）。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他事先知李璮有反心而没有向忽必烈报告，就足以构成有罪。但似不至于死罪，故文统虽承服而不肯自言“当死”。忽必烈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示以上述三封书信，问“文统当得何罪？”诸文臣皆答：“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无将”语出《春秋公羊传》，意谓不得企图叛逆（君亲），可见作为主要罪证的三封书信，最多只能断为“有反状”（诛王文统诏书中语），找不出通谋造反的实证。只有张柔大声说“宜剐”，忽必烈命诸臣“同辞言之”，于是都说“当死”。二月二十三日，遂以“同谋”罪诛文统及其子荛。文统虽因受李璮叛乱牵连而被处死，但当时人多承认，“元之立国，规模制度，.出于文统之功为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