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临为免再次出现亲王摄政危及幼君之祸，决定取消八旗王公议立新君掌管军国要务的传统，委任经己擢用的心腹大臣为辅臣，他在遗诏中着重强调说：“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幼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之。”①辅政大臣重视整顿吏治，连续下谕宣告：“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浊，吏治之清浊，全在督抚之表帅，若督抚清正，实心爱民，则下吏孰敢不洁己秉公。”“设官原以养民，民足然后国裕。近闻守令贪婪者多，征收钱粮，加添火耗，或指公费科派，或向行户强取，借端肥己，献媚上官，下至户书里长等役，恣行妄派，小民困苦，无所伸告，以后著科道官将此等情弊，不时察访纠参”。若总督、巡抚仍循旧习，将所属州县分为上等下等，按等定银，收受州县官员馈送，“定行从重治罪”。②辅政大臣提倡垦荒，以劝垦荒地之多少，定地方官员之奖惩，河南总督刘清泰、巡抚张自德、偏沅巡抚周召南、湖广巡抚刘兆麟等，皆以劝垦荒地之功，被加尚书侍郎衔，对捏报及垦后复荒之官，督抚降级罚俸，道府降级调用，州县官革职。针对顺治年间因“耕熟后往往有人认业，兴起讼端”，致民不愿开垦的情况，辅政大臣规定，“先给帖文，以杜争端”，并“除三年起科之外，如河工、供兵等各项差役，给复十年，以示宽大之政”①。又对湖广等地穷民及河南数省投诚官兵发给牛种银两，让其垦田务农。清初四川残破，人丁稀少，鳌拜等辅政大臣下谕，允许各地无业之人，由官府“措处盘费，差官接来安插”，并命各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②。

　　鳌拜等继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开垦荒地，三年以后始行征粮，并多次① 《清世祖实录》卷144，页5。

　　② 《清圣祖实录》卷14，页19、20；卷17，页13。

　　① 《清圣祖实录》卷3，页10。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1000 页，“户部题本”，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蠲免田赋丁银，除康熙三年六月谕令尽免顺治十五年以前各项钱粮外，辅政八年中，先后下谕蠲免钱粮一百七十四次，涉及十六个省的七八百个府州县卫。顺治十八年七月，因修建山陵和军费巨大，入不敷出，曾照明末练饷之例，每亩加征赋银一分，共增五百余万两。十二月十四日，左都御史魏裔介上疏奏称，穷苦之民，甚为艰苦，祈令户部核算，“如果足用，其加派钱粮，即应停止，为百姓，即所以为国家，乃培根本而长治久安之要也”。过了两天，十六日辅政大臣即以帝名义下谕宣告：“今思各省水旱盗贼，民生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殊为不忍，若不急停，以舒民困，必至失所”，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③鳖拜等辅政大臣推行的一项重大德政，是实行“更名田”。康熙七年十月，“命查故明废藩田房，悉行变价，照民地征粮”。由于明朝藩王多已死于兵火，庄地纷为地主、佃农占有，清廷此举无异是以新庄主的身份，向占有庄地之人勒取价银，反攻倒算，故遭到占有、耕种明王庄田者激烈反抗，难以实行。鳌拜等便明智地修改了这个规定，于康熙八年三月初八日下谕：“今思既以地易价，复征额赋，重为民累，著免其变价，撤回所差部员，将见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以副朕爱养民生之意”。其无人耕种之余田，招民开垦①。这就在相当大程度上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成果。据统计，这种“更名田”，在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湖广等省，多达二十余万顷，占当时全国耕地总数的二十分之一。

　　由于鳌拜等努力实行促进经济恢复的措施，农业生产有了起色，以官府册籍所载丁地赋税而言，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底，全国人丁为一千九百零八万余丁，田地山荡畦地五百二十一万余顷，征银二千五百六十余万两，米麦豆六百零一万余石，盐课银二百七十一万余两，过了八年，康熙七年十二月底，人丁增加了二十八万余丁，田地增二十万余顷，赋银多了二十余万两，赋粮增十四万余石，盐课银多五万余两。②在军事方面，顺治十八年消灭了南明永历帝政权，康熙三年又镇压了坚持在川陕楚交界处多年斗争的大顺农民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首领李来亨等阵亡或自尽，统一了全国。鳌拜等辅政大臣为了减少征战，与民休息，对台湾南明延平郡王郑经（郑成功之子）政权采取以防为主，以攻为辅，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方针，利用郑氏内部派系矛盾激化的机会，大力招劝其部降清，仅从顺治十八年九月起，到康熙三年十月，郑氏之将军、都督、总兵及副、参、游、守、千、把总等官共三千余员来降，其军士百姓十余万随同归顺，大大削弱了郑氏政权的力量，为日后统一台湾创造了有利条件。先③ 《清圣祖实录》卷5，页18、19、20。

　　① 《清圣祖实录》卷27，页9；卷28，页15。

　　② 《清世祖实录》卷143，页18、19；《清圣祖实录》卷27，页25。

　　前因对付郑氏政权而采取的迁海政策，逼迫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沿海居民内迁三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片板不许下海，给沿海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鳌拜等辅政大臣逐渐弛禁。康熙四年三月，谕允山东青州、登州、莱州等处沿海人民“捕鱼，以资民生”，八年正月，又下旨“尽弛海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