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拜等辅政大臣痛恨部分南方士绅抗清反清，且其规避赋役之情又十分严重，“江南苏州府等处额定钱粮侵欺五十余万之多，积至数年之久”，故决定清查，于顺治十八年三月谕户部：“近观直隶各省钱粮逋欠甚多，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嗣后著该督抚责令道府州县各官，立行禁饬，严加稽查，如仍前抗粮，从重治罪。”两月以后，江宁巡抚朱国治奏：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县，“未完钱粮文武绅衿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应照例议处。“得旨：绅衿抗粮，殊为可恶，该部照定例严加议处。”①江南名士如吴梅村、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彭孙遹皆牵连入案，徐元文由日侍清帝赐乘御马的修撰，贬降为銮仪卫经历。同年，探花叶方霭，“适欠折银一厘”，亦被革职，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士绅同日除名者，万有余人”②。这就是有名的江南“奏销案”。

　　随着辅政时间的推移，辅臣之间的矛盾逐渐激烈，鳌拜利用索尼老病和遏必隆胆小怕事，而攫取了大权，主宰朝政，排挤、压制与己不和的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康熙五年，他借口多尔衮“欲住永平府”，将镶黄旗应得之地给与正白旗，以坏地换好地，使本旗镶黄旗领得田地十分“不堪”，现应改正，决定圈地调换。正白旗人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汉军镶白旗人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汉军镶红旗人保定巡抚王登联，因圈地扰民，“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上疏力谏；苏克萨哈维护本旗正白旗利益，亦持异议。但鳌拜纠合索尼、遏必隆，坚持圈地，矫诏诛戮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在京畿十几个州县大规模地圈占民地，给广大旗民带来严重灾难。

　　智捕鳌拜四大臣辅政时期，工于权术的鳌拜逐渐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把持了朝政。康熙六年（1667），玄烨已经14 岁。这一年三月，辅政大臣索尼等奏请玄烨亲政，六月，索尼病故。七月，得到了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允准，14 岁的玄烨宣诏亲政，这就是著名的清圣祖康熙皇帝。

　　尽管玄烨已开始亲政，但鳌拜等仍行辅政。自从索尼去世后，“班行章① 《清圣祖实录》卷2，页3；卷3，页3。

　　②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4。

　　奏，鳌拜皆首列”①，手握权柄的鳌拜视年轻的皇帝为傀儡，不肯归政。当时鳌拜的政敌苏克萨哈已经锐气大减，认为帝既已亲政，为免鳌拜陷害，准备引退，于是上书奏请辞去辅政大臣，往守先帝寝陵，以使“如线余息，得以生存”。鳌拜先发制人，抓住机会，攻击苏克萨哈存蓄异心、欺藐幼主、不愿归政，列罪状二十四条，上奏皇帝，要求杀掉苏克萨哈。玄烨深知鳌拜与苏克萨哈有仇，“以核议未当，不允所请”。于是一贯专横跋扈的鳌拜为扫除政敌，竟“攘臂上前，强奏累日”①，立足未稳的皇帝被迫下令处绞苏克萨哈，鳌拜除掉了自己多年来的政敌、心腹之患。

　　索尼病死，苏克萨哈处绞，辅政四大臣剩下鳌拜和遏必隆了。遏必隆与鳌拜同为镶黄旗人，且懦弱无能，一贯附和鳌拜，不敢立异。鳌拜既清除了政敌，综揽朝政，权倾一时，更加专横。他网罗党羽，打击异己，“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②，与从弟穆里玛、大学士班布尔善、工部尚书济世、户部尚书玛尔赛结成死党，竟然“凡事在家议，然后施行”③，以至于“红本已发科抄，辅政大臣鳌拜取回改批”④，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甚至在皇上面前，“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之处，即将部臣叱喝”⑤，朝见皇上时，“乃施威震众，高声喝问”⑥，完全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中。据说他还图谋暗杀皇帝，托病不上朝，要帝亲自去探视，帝亲临其宅，床前问疾，御前侍卫发现其床席之下置刀。玄烨当即意识鳌拜有不轨之心，但一笑了之，说：“刀不离身，满洲故俗，不足异也。”⑦康熙帝对于鳌拜的行为早已痛恨，但自己刚亲政，还未有足够实力与之抗衡，于是积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首先，依靠长期侍卫他的亲信索额图和明珠，拉拢一部分朝臣。索额图为索尼之子，皇后的叔父，被提拔为吏部右侍郎；明珠是内务府总管，被提拔为刑部尚书、弘文院学士。此外，帝又从满族子弟中选拔一批侍卫，每日在殿前作布库游戏（摔跤），实际上是在训练武功，亦借此麻痹鳌拜。鳌拜以为皇上“童心好弄”，更不介意。

　　当时的满汉大臣中，除鳌拜死党和一部分阿谀逢迎附和者外，许多人对鳌拜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寄希望于年轻的皇帝。康熙六年（1667），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书，列举弊政，并明确提出“内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师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指责“急公喜事之人”，① 《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① 《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②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八年五月戊申。

　　③ 《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④ 钱仪吉：《碑传集》卷11。

　　⑤ 《清史列传》卷6《鳖拜传》。

　　⑥ 《清史列传》卷6《鳖拜传》。

　　⑦ 昭梿：《啸亭杂录》卷1《除鳌拜》。

　　“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图”①。矛头直指鳌拜。鳌拜欲加之罪，玄烨不允。第二年熊赐履再次上书，指出“朝政积习未祛，国计隐忧可虑”，是由于“人事因循所致”②，再次隐劾鳌拜。熊赐履的奏书，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敢怒不敢言的明哲保身朝臣的意见，促成了皇帝更加坚定清除鳌拜势力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