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

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

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

出卖了人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

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

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

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藉

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

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察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的。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

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

曾传有暧昧情事。

    有一次， 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 等此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

“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

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种情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

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人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

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

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女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人不在，你胆敢

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

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

们，任凭他们花费。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累月胸怀，争理不争利。

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

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

部中国史《至五代北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

卷，学富识高，文笔精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

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

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

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

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人民

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人民将

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

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须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

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人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

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

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做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

说：官方把贷款交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

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

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

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情形，

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若与苏东坡的火爆发作相比，韩琦的

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词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干、功在国家的

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

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

须知这两种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

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

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

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

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