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洱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

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

其极钦，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

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

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不逞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 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吓

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

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

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

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

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

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

冷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

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

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

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日者，

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

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

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人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

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

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

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

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

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爱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

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人望，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

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发出了

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深

感意外。在吕晦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之时，吕晦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

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章给司马光看。

    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深得人望。”

    吕晦大惊道：“你也这么说！”

    吕晦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

    现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争变成了熊熊之势。有一妇人，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

使她丈夫受伤而未克致命。此一妇人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治之刑

罚表示异议。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马光要以一种方式判决，王安

石要另一种方式，而且坚持己见，皇帝的圣旨对此案的处刑亦有所指示。但是御史

刘恕则拒不同意，要求再审，御史如此要求，亦属常事。另一御史对王安石的意见

不服，王安石则令他自己的一个亲信弹劾刘恕。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御史台则群情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尽责呢？还是等候逐

一被人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

将此数人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对待御史，最后

六个御史遭贬滴至边远外县充任酒监。一见情形如此，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

滴御史之成命必须撤回，结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个要倒下去的是苏东坡的弟弟

苏子由。他一直就反对青苗法和市易法。两个月之后，忠厚长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辞

职归隐，临去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

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

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乱矣。

    朝廷之上，现在是一片骚乱。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条例

司成立，七月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数月之后，众人对当权者的意见，由

期待而怀疑，由怀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愤怒恐惧。

    现在情势变化甚速。熙宁三年（一0七0）三月与四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

随即大规模布置上新人。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人的朋友，都曾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