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上书论政，长达万言。在此万言书中，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因天

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说自宋开国以来，政府即感

财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

只因为无伟大而有力者谋其事。他说当时有其权位者，却无此大才。在全国之中，

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职。他很巧妙的指出若从事基本改革，必使

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联系，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说，在顺乎古代传

统之时，切勿师先王之法，但仅师先王之意，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

利益为依归。总之，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

财政、官制、教育，无不在内。

    倘若王安石打算试探他的政治基础，他发现他的政治基础还在松软下陷。仁宗

皇帝把他的万言之书看完，就置请高阁了。在随后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当政之中，

王安石又蒙思召，但是他仍然辞谢不就。历史家往往举出的理由是，因为仁宗无子，

仁宗驾崩后，他曾奏请免立英宗为帝，因此他心中感觉不安之故。

    这时，英宗之子，将来要继承帝位，现今正以王储之身，居于京都，后来即位

为神宗，王安石那时才因宠得势。神宗为太子时，韩维为太子司文书事，而韩维对

王安石则极为佩服。韩维常对朝政表示意见，每逢太子赞同那些意见，韩维就说：

“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意见耳。”于是，太子对王安石渐渐器重，希望将来

他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0 六七），神宗年二十岁，即帝位，

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将他摆登翰林之位。王安石与他的好友韩维不断

联系，深信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他这次违背了以前的老习惯，圣命一到，立即拜受

了官职。但是延迟晋京，七个月后才成行。

    神宗皇帝说：“先王之时，王安石一向谢绝任命，不肯来京都。有人以为他冒

失无礼，现在他仍然不来，称病为藉口。是真有病在身？还是冀图高位？”

    这一时期，朝中有两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为曾公亮，一为韩琦。韩琦在

三朝继续担当宰相与枢密之职，已有权责太重之势。曾公亮在企图动摇韩琦之时，

希望拉王安石为有力的同党。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应当对他

的话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吴桂深知王安石之为人，他警告皇帝说，若使王安

石得权，必致天下大乱。

    最后，在神宗熙宁元年（一0 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对他的态度，乃自

外地来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

    皇帝问：“朝政当务之急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决定政策为要。”

    皇帝又问：“卿以唐太宗为如何？”

    “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固不仅唐太宗而已。尧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后世儒臣并

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认为尧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见。”

    皇帝听了颇觉称心，但谦谢道：“卿之所望于寡人者过奢，恐怕寡人无以符贤

卿之望。”

    后来王安石得到一次单独召见的机会，别的官员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载

良机。

    皇帝说： “坐下。 我要和你长谈。”皇帝陛下开始问他为什么过去两个明君

（其中一个是唐太宗）一定要获得贤臣为相以辅佐朝政。皇帝提出的两个贤相之一

并非别个，正是诸葛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贤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谈话不离三千

年前的尧舜之治这一题目。他说他愿谈尧舜的贤相。他说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

无足多论。诸葛亮的政治才干，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以达到一个明确的

目标，此种做法决不适于像他这等急躁自信的财政经济的鬼才。

    王安石接着说：“陛下如今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国家升平百年之久，全

国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无贤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无明确之

政策与用人不专故耳。今日虽有非常之才，一如当年辅佐尧舜之贤臣，如受小人之

阻挠，亦必弃职而罢。”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尧舜时代，尚有恶迹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诚如陛下所说，正因尧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迹而杀之，尧舜才能

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

去。”

    神宗听了，颇为感动。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轻人一样，雄心万丈，极愿国富

兵强。他为人善良而公正，圆脸盘，五官端正，和祖宗长像相似。宋朝的皇帝，到

神宗以后，才明白显出了精力衰颓的样子。王安石心想年轻皇帝对远大可期的热望，

终于点燃起来。自从那次密谈之后，神宗皇帝就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

的变法计划，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为什么

缘故，每逢贤德的老臣进谏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之时，这位年轻皇帝的头脑中便浮现

出那“四凶”的影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