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巴黎的家中有场可怕的风暴。整个巴黎都像着火了一般。在我朝着内院的厨房的窗前，我看见百叶窗开了，出现一个女人，接着她又出现在另一个窗中。这种移动使我大为惊讶。在另一扇窗中，她把一切都打开了。声音非常可怕，就像革命爆发、战争爆发的声音。她抱着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抱得很紧，很用力。她笑着，跟他讲述着风暴，孩子没有感到害怕。我笑了，向她打了个招呼。那个女人也朝我微笑，但她全身心扑在那个孩子身上。他曾试图触碰雨水，触碰声音。这情景持续了没多久，但是异乎寻常。出什么事了，我甚至立即就感觉到了。我对自己说：‘她疯了。’但她极为神奇。她对着暴风雨微笑，为的是让那个孩子不感到害怕。声音震耳欲聋，如千百辆坦克轰鸣。面对这巨大的声响，面对闪电雷霆，孩子毫不畏惧。那是两个月前的事了。现在，这已成了一场对话。它向我提了这么多问题，我都想写一个剧本：一个只有两个人物的剧本。某人就此事询问某人。”

　　玛格丽特第一次讲述这场暴风雨时，那场景还只是一个小插曲。

　　“我走得越远便越接近真实。”

　　她的幻觉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心理基础，出发点也很模糊。窗前有个婴儿，死了一只苍蝇，猛犸原始的脚步在枯枝上回响，她伸长耳朵，听到低语声和裂开的声音。

　　我告诉她我要到林中去散步。

　　“小心，树会倒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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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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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笑着说：

　　“啊，是的，我完全承认自己很悲观。”

　　她就这样，突然从严肃变得荒诞。我喜欢她常常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喜欢她会突然心不在焉，喜欢她那种说来就来让人难以置信的狂妄。就像我喜欢西尔维亚·巴塔耶锋利的短箭和她让人困惑、让人震惊和心跳的出尔反尔一样。孤独的女猎手协会，不伪装，不安静，几乎没有理智。

　　我有时记下她说的话。很少。如果我手中有笔记本。

　　玛格丽特像往常一样坐着，坐在中间朝花园的那个房间的大桌子边上，显得很小，刚好看得见她的头和露出的肩膀。

　　“你知道作家是什么东西？”

　　她说得很大声，但又像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作家，就是殡仪员……总是记录着死亡。”

　　另一天，她叹息道：

　　“我会毁了自己的一生的。”

　　“成功的一生又是怎样的呢？”

　　“真的，我不喜欢这样说话，我不知道怎么说。”

　　她又说：

　　“你知道契诃夫是怎么说的吗？必须写一些严肃而永恒的东西。只写这些东西：严肃而永恒的。这不是挺可爱吗？”

　　或者，她想起在纽约喝过的一种橙汁：

　　“那是全美国最好喝的橙汁。”

　　我已习惯她那些我觉得很有趣的夸张用语和她的那些副词：“不可避免地”、“不可挽回地”、“无可辩驳地”、“无可救药地”、“严厉地”、“最终地”等，这些词音节长，互相抵消，好像成了一种勇敢的通俗方言。

　　她常常深夜从特鲁维尔打电话来。那年夏天，她在那儿替《解放报》写专栏文章。我觉得她激动而不安。波兰事件、格但斯克造船厂的罢工使她心里七上八下的。

　　“最糟的，是无法跟任何人谈一谈。你知道，有一万七千人罢工，现在可能有三万了。你有消息吗？”

　　我知道得一点也不比电话信息台的那个男职员多。玛格丽特刚打电话问他波兰航班的号码。

　　“那个职员不知道……”大家想分享这一快乐。人们再也感觉不到格但斯克的快乐了，因为这种快乐是革命性的，而革命的思想已离开大家。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是我。我无法像她一样激动。

　　“怎么，你睡觉了？这是讨厌的极权结束的开始。你看到勃列日涅夫了，你看到马歇1在莫斯科了。他们俩在那儿一起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所以说，他们完了。你明白吗？”

　　“我们可以去格但斯克吗？”

　　“没有航班了。”

　　我提出动身，这个建议使她感到很高兴。她不再责备我，甚至还倾诉起自己的哀愁和孤独来。

　　“假如有种政治解决办法，能缓和国际局势，减轻人民痛苦，我可以停止写作。”

　　她说，世界的政治形势对她来说永远是重要的。

　　“格但斯克的这种快乐，我今晚无法向任何人讲述，我无法写作。”

　　电话谈话持续了很久。如果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还怎么能是左倾呢？她把自己的想法录了下来，说，科技进步越快，智慧就越萎缩。

　　“我没有背上极权思想的包袱。我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已经不够了。”

　　她写道：“左倾，是一种关于失望的知识，是一种流放，是听别人说话，是不承认任何首领，是认识不公正、拒绝和侮辱，是没法不这样做。”

　　我就处于这种没法不这样做的境地当中。我们共同分享这种有时让人后悔的偏执。

　　玛格丽特高兴地原谅我们：

　　“你知道，后悔属于某一阶级，别的阶级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后悔。”

　　她越来越经常地接近上帝的理念。

　　“左倾比自称有信仰的右倾更少失去上帝。”

　　“那个女人，是善良的化身。神圣的善良。”玛格丽特说。她刚遇到弗朗索瓦丝·多尔托。我想起了她对另一个女人非凡的尊重，想起了她的克制。晚餐期间谈些什么呢？多尔托说得比杜拉斯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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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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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鲁维尔度过了夏天和秋天之后，玛格丽特回到了巴黎。圣诞节前后，我们在诺弗勒见面了。我第一眼就看见酒杯又出现在她的身边。她伸出手所抓住的这个普通小酒杯，就像她的玉石手镯、戒指或连着厚皮表带的手表一样，与她形影不离。我还看见一个新来的年轻人，起初我还以为是乌塔的伙伴。长久以来，乌塔众多的朋友老在这狭长屋子的这头或那头出现。对我来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差不多。他们有时偷偷摸摸，有时乱跑乱闯，成了这对母子忠实的卫士。玛格丽特称他们为“乌塔帮”，但很亲热地接待他们。他们当中有杰洛姆、让－马克、让-米歇尔、艾尔韦、阿莱克斯以及另外一些来来往往、在节日之夜出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