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羞怯的年轻人戴着眼镜，脸色有点苍白，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玛格丽特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好像这是一件大家知道的事情。

　　“这是扬。”

　　我明白了，他不属于乌塔帮。

　　她在特鲁维尔没有跟我说过扬要来，甚至以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给她写了好多年信的外省大学生。我对那个八月底的夜晚尚一无所知，她把他请到她位于黑岩公寓的家中，要他带酒来。极具诱惑力的来访，极具诱惑力的酒。我对我将得知并且看得很真切、太真切的事情还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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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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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全世界所有对玛格丽特感兴趣的人都可能已熟悉这段爱情。最好的是通过她的作品，最差的通过热衷于丑闻的传媒。

　　但愿爱情就是丑闻，这不是让玛格丽特不高兴。这甚至是她的“信条”。不过，但愿年龄——这个年轻的男人和玛格丽特几乎相差40岁——是这个丑闻令人兴奋的原因。那样的话，他们双方在现实与幻想中深深地体验了15年的这段微妙而复杂的感情，就变得再平常不过了。

　　也许我们不知疲倦、如此好奇地讲述的只是一些无法讲述的东西？我一看见玛格丽特和扬在一起，就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扬正是玛格丽特所夜思日想的那种人。在按响黑岩公寓的大门之前，他就已经是她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了。他是那种软弱的男人，既无财，也无权。正因为他不可能成为情人，所以他才有可能成为情人。两个人大同小异：同样缺乏生活能力，同样清醒得让人无法安慰，这使得他们两人会一起大笑。

　　他们经常笑。他们也争吵。在前几个月里，扬沉默寡言，如饥似渴地接受玛格丽特直接向他提出的尖刻而公开的意见：“哎，扬，你总是一言不发！”或更严厉地在饭桌边当面对他说：“扬，你什么都不是。”

　　扬毫无怨言地忍受玛格丽特的任性和专横，这本来会让人感到怜悯或让人瞧不起。但他的小心谨慎，他在此事上的细心，使他歪打正着，更给人以好感，露面更多。

　　他自信而平静，不虚伪，不招摇。当玛格丽特冷得发抖时，他便把披风披在她肩上;当晚会结束，她走路蹒跚不稳时，他便去扶她；当她弯不下腰的时候，他便替她系鞋带。他是个骑士，为人服务，却不奴颜婢膝。他在她身边所占的位置，人们觉得由于种种深层的原因很适合于他。有时，让人感到不舒服的是玛格丽特。她会产生一种极为隐蔽的失望。

　　玛格丽特和我不公开各自的爱情秘密。正如扬出现在诺弗勒之前，她没有告诉我任何关于他们相遇的故事一样，我也没有预先告诉她马居斯走进了我的生活。

　　这两个男人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好像孤独的限期到头了，玛格丽特没有表现出任何吃惊的样子。她总觉得例外是极正常的。

　　马居斯只受过一次批评：“法官，那又怎么样？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也一个都不认识。

　　我们四个人满足于互相观察。几个月后，友谊加深了，我们一起去罗马。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卡罗琳娜和乌塔。他们的调情使我们觉得很有趣。

　　在罗马，玛格丽特受到了一群又一群女人的欢迎，新闻记者们也对她大加赞扬。这种成功使她忘了一切疲劳。她大量喝酒，每天晚上只睡三个小时，我像她一样失眠，很难跟着她在晚会上呆得那么晚。我都站不稳了。确切地说，我每天数次直挺挺地躺在罗马的人行道上。她嘲笑我，也嘲笑自己：“荣誉，那是什么鬼把戏啊！《广岛之恋》上映之后我就获得了荣誉，请注意，这有时也挺管用。”

　　法国大使馆请她单独去喝茶，她把我们全带上了：“我喜欢带谁就带谁。”结果我们五六个人提着大小塑料袋到了法尔内斯宫，塑料袋里装满了我们刚买的拖鞋。她高兴坏了：“我们真像是乡下人。”

　　文化参赞来了，对她说大使夫人要接见她。她准备离开，因为等她的不是大使。参赞不得不找出一个重要的理由，说大使不在。于是，她同意前往。她矮矮小小的，却很高傲，后面跟着那帮吵吵嚷嚷的人，来到法尔内斯宫的圆拱门下。

　　吃点心没有延续多久。她拒绝茶和橘子水。她对惊呆了的膳食总管说：“您不如来点红酒。”谈话很不热烈。大使夫人不知所措，便求助于卡拉瓦乔1，并像个守夜者一样，一言不发地展示着柯勒乔2的画。

　　当我们出来时，玛格丽特高兴坏了：“啊，那杯红酒，就是革命。你们见到大使夫人的脑袋了。你们见到她的毛衣了！对了，她把毛衣穿在衫衣里面！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像一个穿不暖的穷人。”玛格丽特不断地嘲笑此事。那件毛衣成了一路上说不停的话题。玛格丽特不放过任何东西，尤其是使她发笑的东西。

　　在罗马度过的那几个夜晚，她也让人担惊受怕。她责问那些悲惨的女人，直接问她们的爱情状况。那些晚上她一直坐着，崇拜者围在她的扶手椅四周。玛格丽特听她们说话，首先使她们受宠若惊。她们讨好地倒出了自己的苦水，然后在香槟酒中倒地、哭泣，其中一人早上还企图自杀。可玛格丽特对大使夫人的毛衣比对这起未遂的自杀要感兴趣得多。

　　玛格丽特就像帕索里尼1的《泰奥莱姆》中那个破坏天使一样，离开了意大利首都，但她的最后一部实验电影《罗马对话》，尽管充满咒语，但不拘言笑，甚至并无破坏性。她曾说，她再也没兴趣和力气拍电影了。人们不再赞同她的电影，这她能忍受，但她决不能忍受别人对她的书有任何不同的看法。她不再理睬梅洛-庞蒂，因为他有一天对她说，他更喜欢她前期的作品。她认为，一个作家不能喜欢不喜欢他的书的人，因为作家在书中倾注了自己最真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