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重点研究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断代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郭沫若等。

　　年历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刘朝阳、鲁实先等。

　　文字学——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唐兰、于省吾、杨树达、商承祚、叶玉森、孙海波、陈梦家等。

　　历史学——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徐中舒、丁山、吴其昌、朱芳圃、束世澂、陈梦家、胡厚宣等。

　　缀合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郭沫若、吴其昌、曾毅公等。

　　总计解放前甲骨文发现五十年来的甲骨文研究，共有论著八十六种，其中专书一百四十八种，论文七百二十八篇。研究者达二百八十九人，其中本国人二百三十人，外国人五十九人，可称极一时之盛。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甲骨文的研究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首先进行的工作就是将资料集中并整理，流散在私人手中的甲骨，先后集中到各级研究单位。如早先罗振玉、刘体智等所藏的甲骨分别归于吉林大学、吉林博物馆、辽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及南京博物院。

　　对有关资料加以整理，包括拼合断片等工作，主要著作有《甲骨缀合编》（曾毅公，1950 年），缀合甲骨三百九十六版，《殷虚文字缀合》（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1955 年），缀合四百八十二版。《殷虚文字丙编》（张秉权，1957—1972 年），缀合六百三十二版。《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屈万里，1961 年），缀合二百二十三版。《甲骨缀合新编》（严一萍，1975年）及《甲骨缀合新编补》（严一萍，1976 年），共缀合七百零八版。《甲骨文合集》在这方面也作了相当多的细致的工作，总计拼合不下两千余版。整理资料的同时还编写出版大型的资料汇编，如《甲骨文合集》（郭沫若、胡厚宣，19791983 年）、《殷虚卜辞综类》（岛邦男，1967 年）、《甲骨文字集释》（李孝定，1965 年）等。

　　还有一些总结性的著述出版，如《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胡厚宣，1951 年）、《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胡厚宣，1952 年）、《甲骨学五十年》（董作宾，1955 年）、《甲骨学六十年》（董作宾，1965 年）、《殷虚卜辞综述》（陈梦家，1956 年）、《甲骨学》（严一萍，1978 年）、《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胡厚宣，1984 年）。此外对一些过去重点问题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象断代、历法、文字、历史、地理、宗教、祭祀、文化、交通、文法等都发表有多篇论著。

　　解放后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从事研究工作，对商代的生产发展、生产技术，包括农业、垦田、肥料、谷类、水利、工业、蚕桑、纺织和冶炼，对生产者的身份，对商代的奴隶制度、土地制度、社会性质、社会形态、国家起源、图腾遗迹、刑罚人祭、阶级斗争等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甲骨文的研究从开始到现在，经众多学者们的努力，虽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且举文字的考释为例，现已确认的一千多字，只占全部单字的约四分之一，尚有许多待考释隶定。当前集中的主要研究课题是：第一，国外资料的公布与整理。除大部分已发表的著录外，尚在整理中的包括西德民俗博物馆、英国剑桥大学、大英博物院、日本天理参考馆、苏联冬宫博物馆所藏的甲骨，这些国外资料，作为《合集》的丛刊正在编辑中，不久将陆续问世。

　　第二，新的断代问题的讨论。自董作宾于1933 年提出甲骨断代的十项标准——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以划定时期后，许多学者先后提出过一些关于分期断代的标准及方法，至今还难以达到统一的意见，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断代的新途径，如依坑层、卜法、钻凿等。另外，对自组、子组、午组卜辞的归属问题，对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盘庚、小辛、小乙即武丁前的甲骨、帝辛时期的甲骨等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

　　第三，各方面研究的深入，对商代的社会性质、奴隶的身份、军队、官制、对商代的地理、气候、天文、历法及农业等备学科的发展程度、状况，甲骨的钻凿、刻写等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第四，应用现代技术手段，与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相结合来研究商代的历史，探索利用先进技术如电子计算机来缀合甲骨的可行性。

　　今日的甲骨文研究是非常活跃的，已成为世界性的最繁荣的学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钻研甲骨文以揭示三千年前商代的整个社会面貌，这是今后甲骨文研究的方向。

　　第二节金文金文和青铜器商代的另一项重要的文字资料是金文。金文旧称做钟鼎文，即铸刻在商及后来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前2300 年间，我国已经产生了青铜器。商周时代则是中国青铜器的高度发展阶段，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特点。青铜器铭文不仅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我国文字发展的重要资料。青铜器系指红铜与锡的合金，较之红铜，其优点在于熔点低、硬度高，易于铸造，并可依不同要求而调剂不同的红铜与锡的比例。春秋晚期的一部工程技术书《周礼·考工记》中记载有自钟鼎以下六种不同含锡量的青铜器，称为六剂。其钟鼎之剂为“六分其金，而锡居一”，即铜占百分之八十五点七一，锡占百分之十四点二九。经对商代司母戊鼎的科学分析，结果表明，其比例，铜约占百分之八十五，锡约占百分之十二，另外约百分之三的铅，这与《考工记》所记载的比例是基本相符的。